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
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

中国的爱因斯坦-束星北,扫了十几年厕所,尸骨草埋操场,看了让人落泪

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、学术界称为“中国的爱因斯坦”。他的理论物理修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,难有比肩者。他的教育才华当时也无人可以企及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,浙大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,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—玻尔。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真的回信了,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(爱因斯坦的助理,中国雷达之父),王淦昌(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)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物理学家在,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。

1972年,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国,周恩来总理对他说: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,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,李政道说:为什么要从国外请,我以前的许多老师,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,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

他不知道的是,他的恩师,中国物理方面第一人,此时正在青岛扫厕所,一个人扫几十个厕所,已经扫了十几年……

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,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,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、无人驾驶飞机、雷达(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)、袖珍发报机等等,都潜心研究过。

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,爱因斯坦、玻尔等大师的脊背,清清楚楚地在跟前晃动着。

1928年,在德国柏林,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,找到爱因斯坦。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。后来,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,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(进化论作者的后代)。随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(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,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),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,这方程被称为:用最简练的数字,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。

1931年5月他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硕士学位。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,时年25岁。

1931年9月束星北被母亲一纸婚约拉回中国结婚,再没有能出去。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那场浩劫,束星北获得诺贝尔奖是极有可能的。

竺可桢任校长时期的浙江大学,可谓是群英荟萃,汇聚了如数学家苏步青、陈建功,物理学家王淦昌、束星北、卢鹤柭、王谟显、何增禄,生物学家贝时璋、罗宗洛、张其楷等一大批顶尖的专家学者,他们所做出的研究,在当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。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,曾经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为是“东方的剑桥”。

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,其规模由抗战西迁前三个学院16个系,发展为六个学院25个系。有四个研究所、五个学部、一个研究院、一所龙泉分校、一个先修班、一所附中、二个农场。学生由抗战西迁前613人,增加到2171人。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。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。

竺可桢、王淦昌、谈家桢、苏步青、卢鹤绂、李政道等共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,也是从湄潭走出来的。
束星北与王淦昌,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,遂成为“对手”和至交,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,又能相互吸收弥补。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,互不相让,形同两军对垒。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,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,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。同时,他们也造就了吴健雄、李政道、程开甲等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。

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,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。在学术报告会上,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,学问有多深,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,就禁不住心惊胆战。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,让报告人招架不住。

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一贯被认为是知人善用,他知道许多人私底下对束星北不满

他说:束星北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,但他是个天才的科学家。

束星北

著名气象学家、教育家竺可桢

束星北的刚直不阿,不仅体现在学术界,在政治上也是如此。一日蒋介石来学校视察,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,因为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,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“面斥”,当面炮轰蒋介石,几次让蒋下不来台,蒋留下一句“你太年轻,不懂政治”便愤然拂袖而去,一直到回到总统府邸,还对此事念念不忘。

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,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,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,抗议杀害学生。

抗战时,受爱国心驱使,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,研究军工,如无人驾驶飞机、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、雷达等武器。因此,他被誉为“中国雷达之父”。抗战后,又拒绝国民党迫他入党的要挟,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,遭遇到囚禁。

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,因“东方第一几何学家”苏步青教授被诬陷贪污,束星北气愤之极,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,一拳打过去,大骂:“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?你们算什么东西?”

结果苏步青解脱了,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,抗拒运动,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。

1954年,因为公开反对时任校长华岗的“马列主义第一”,支持“自然科学第一”,束星北被学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,束星北被迫离开了了自己钟爱的物理系,几乎成为了各个院系都不敢接收的“孤魂野鬼”。离开了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计划,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一例外都胎死腹中,最终,他选择了研究气象学。

真正的天才总是能够在研究中获得极高的成就感,很快,束星北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方向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,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。天下第一才子,果然名不虚传。

1952年院系调整时,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,也许他能逃过一些劫难。

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

但束星北当时不屑于加入科学院,他觉得:

“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“政治学者”,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,我看不惯。”

然而这个他看不惯的科学院,在1957年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,那一年,张劲夫冒险进谏,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。

而此时的束星北,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,一度被停职反省。 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:

“请勿进门。公民住宅不受侵犯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。”

却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。

他的全家被赶到院子里,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摇动着。然而这又能有什么用呢?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,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。

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、重点斗争对象。1957年,他当了“极右分子”,工资降到只给20元生活费,而他妻子无工作,还有七个孩子。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,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。饥饿的年代,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边缘挣扎。

1960年秋,水库工程结束之后,束星北被调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,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。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,他终于在“铁一般的事实面前”,意识到自己错了。

当时,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同事全部都联系不上,于是他感到,他们也许在进行核试验,因此不能与外界联系。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。

为了不负毕生所学参与核弹项目,他开始认真改造,认真刷厕所,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,刷的好,刷的干净,在此期间,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:X光机、心电图仪、脑电图仪、超声波等,甚至甚至连变压器、锅炉、水塔、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,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。他想尽一切办法“立功”,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,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,重新开始科学研究,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。

1964年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。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,却独自躲在阴冷的家中,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。

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物理学家,为了学术穷极一生,却不能参与自己国家的核分裂项目,其心情可想而知……

两弹元勋程开甲

程开甲曾经说过:“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。他对‘Bohr-Wheeler’一文,讲原子核裂变的,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。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,‘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’。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,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。(此前,已有Han-strass—man裂变铀的实验。)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浙大研究报告Bohr-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。

1971年一月,下了一场大雪。束星北的女儿去探望父母,远远看见佝偻着身子在医学院门口扫雪的束星北,他的身后,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,两旁的雪地上,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。母亲告诉女儿,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,写字,扫帚就是他的黑板擦,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,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独一无二的脑力运动。

当年,束星北的女儿去父亲的老同事王淦昌家中看望,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,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,没料到,一向温和懦雅、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,王淦昌对她说:“你父亲说的,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,你父亲做的,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。他没有任何问题,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!”

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,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,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。而平反之后,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,最终,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,聘请了他。

此时的束星北,已经是70岁高龄。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,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。这20年里,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,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为了两弹元勋……一代物理学大师,他最宝贵的二十年,就这样被浪费在了蹉跎岁月里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,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,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,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,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,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,讲多门培训课程,争分夺秒,惜时如金。

但是,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激情洋溢的束星北了,此时的他,已是一个垂暮老人。拳拳赤子之心,更与何人说?

1979年,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,整整一个中国科学院没有人能计算出来,有人推荐了束星北。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,束星北分文没要,一枝笔,一摞纸,甚至没用计算机准确无误完成任务。

当年他73岁。航天学界轰动一时。

1983年10月30日,束星北逝世。去世前,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。但是,青岛医学院因为领导换届,遗忘了半年之后才想起来。此时,尸体已经腐烂。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。

时过境迁,如今,那里早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。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科学家,终于和他终生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,再也不会分开。
从此,这个“天下第一才子”中国物理学界泰斗级大师,带着无限的伤感和失落离开了……

几十年后的今天,那些从民国初期到1949年的亿万 “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 爱国志士,如若泉下有知,是否会像时君一样老泪纵横……

参考文献:

韦二著《束星北:一个天才的浮沉一生》

刘海军著《束星北档案》(作家出版社出版,2005年1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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